角色的悲劇
至少從亞歷山大·蒲柏和塞繆爾·約翰遜，對戲劇的分析就集中在麥克白的野心上，這被認為是角色的核心特徵。約翰遜認為麥克白雖然在戰場上表現神勇，但卻在劇中被斥責。這種觀點在文學評論中反覆出現，而且卡洛琳·斯珀吉翁認為，莎士比亞自己也是這麼做的。莎士比亞的貶損方式是給麥克白穿錯衣服，讓他醜態百出：他的衣服要麼太大要麼太小——好比他的野心太大，而他作王卻一塌糊塗。當他被封為考特勳爵，被洛斯證實，並滿足女巫預言時，感到似乎「穿上借來的衣服」。班柯稱：「新的尊榮加在他的身上，就像我們穿上新衣服一樣，在沒有穿慣以前，總覺得有些不大適合身材。」。在結尾處，當暴君陷入絕境時，凱士納斯看到他好像一個人試圖將大外套穿在身上，但是皮帶卻太小了：「卻說那是一個猛士的憤怒；可是他不能自己約束住他的惶亂的心情」，而安格斯則做出類似的比喻：「現在他已經感覺到他的尊號罩在他的身上，就像一個矮小的偷兒穿了一件巨人的衣服一樣束手絆腳。」(V, 2, ll. 18–20)。
類似《理查三世》，麥克白在血腥中跋涉，直到他最終的必然傾覆。肯尼斯·繆爾(Kenneth Muir)寫道：「麥克白本身並沒有謀殺傾向；但他的野心出來奇的大，以至於在對比失去王位的問題上，謀殺之類的不足一提。」一些學者，如斯托爾解釋稱這種描述是塞涅卡或中世紀傳統的延伸。由此，莎士比亞的觀眾期望反面角色是完全邪惡的。
另一些評論家則認為回答麥克白的動機並不容易。羅伯特·布裡奇斯(Robert Bridges)發現了一個悖論：在謀殺鄧肯一事上感到頗為恐怖的人，是不太可能去行兇的。對於許多評論家來說，第一幕中麥克白的動機顯得模糊、不充分。約翰·多佛·威爾遜[44]在莎士比亞的原始文獻上做出了推論，假設有一些附加場景，丈夫與妻子在其中討論謀殺計畫。這種解釋也沒有得到完全的證明；然而，麥克白的動機來自野心是被廣泛認可的。這種由野心驅動的邪惡行為導致他陷入了惡性循環，正如麥克白自己承認的那樣：「我已經兩足深陷於血泊之中，要是不再涉血前進，那麼回頭的路也是同樣使人厭倦的。」(第三幕、第四場)
麥克白道德的悲劇
麥克白野心的悲劇不僅僅侷限於他個人。幾乎在謀殺的同一時刻，戲劇描述了蘇格蘭大地的
自然秩序被顛覆了。莎士比亞似乎想要提出偉大的存在之鏈，然而戲劇中的細節並不足以支持這種論述。他或許也試圖恭維詹姆士君權神授的信念，但這也只是假說，亨利·N·保羅用了大量篇幅來論述這種說法並不普世。在《凱撒大帝》中，政治動亂甚至波及到了物質
世界。戲劇中，對
自然秩序的最大顛覆是睡眠。麥克白稱自己「謀殺了熟睡的人」，反應在了麥克白夫人的夢遊上。
基本上，《麥克白》收到中世紀悲劇的影響，這可以從劇中對道德秩序的處理上看出。格林尼·威科姆認為作者通過門房的台詞提及了地獄的痛苦。霍華德·菲爾普林[48]則辯稱戲劇比「傳統基督教悲劇」更為複雜；他看到戲劇中的宗族關係，以及暴政劇與中世紀禮拜劇之間的關係。
顛倒性別這一主題也是秩序混亂的一大看點。對性別的顛倒最著名的聯絡出現在第一幕中女巫和麥克白夫人的身上。無論莎士比亞對顛倒錯亂怎麼寫，戲劇都以回歸正常性別秩序與價值告終。一些女性心理分析家，如簡·阿德爾曼[50]將戲劇中的性別錯亂歸結為
自然秩序顛覆的一部分。在此，麥克白因破壞道德秩序而被處以剝奪
自然存在的判罰；
自然本身(如勃南樹林的移動)也是道德秩序恢復的一部分。
在劇中，三位女巫代表了黑暗、混亂、爭鬥，她們的角色就是上述邪惡的使者和證人。[52]她們的出現代表了背叛與毀滅。在莎士比亞時期，女巫被視為比叛亂更為可惡的事情，「是能發現的最為臭名昭著的叛亂」。她們不但是政治上的叛徒，而且是靈魂的叛徒。許多混亂是由於她們可以在現實與超
自然之間來回穿行所致。她們任性而為，以至於無法確定是她們控制了命運，還是命運的使者而已。她們蔑視邏輯，不受現實
世界的控制。女巫的第一句話：「美即醜惡醜即美，翱翔毒霧妖雲裡」常被認為是確立戲劇混亂的根基。的確，戲劇充滿了錯亂，將邪惡誤認為良善，將良善卻誤認為是邪惡。這些話都顯明瞭女巫的意圖：她們只想為活人找麻煩。
雖然女巫們沒有直接告訴麥克白殺死鄧肯王，但她們使用了更為狡猾的誘惑，即告訴麥克白他終將為王。將這個觀點植入他的腦中，女巫們成功地將麥克白帶入迷途，引向毀滅。這些寫作風格屬於莎士比亞時代的特色。第一，她們爭辯，如果一個想法被植入某人的腦中，那麼他要麼沉迷於此，要麼斷然拒絕。麥克白沉迷了，而班柯對此表示拒絕。
